尚刚 |不能把艺术史做成现存实物的历史——从唐代诗文与工艺美术谈起
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曾长期逡巡不前。原因自有种种，其中，很关键的一个就是文献史料的搜集、整理工作没有充分展开。诗文占了古代文献的很大比重，它就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宝藏。在系统利用诗文讨论工艺美术方面，我曾做过一些尝试。下面拟以唐代为例，说明诗文的工艺美术史料价值。
十年前，我出版过一本书，名为《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》（北京：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05）。全书的文字主体是正文和史料简编，史料简编共收入文献史料735 则。其中，191 则出自《全唐诗》，45 则出自《全唐文》，大约分别占到了26% 和6%。此外，我把自认不甚重要的文献史料放入注释，注释又分别引《全唐诗》15 处、《全唐文》19 处。由此可知，在古代工艺美术研究中，诗文极其重要。
还应说明的是，《全唐文》中的不少工艺美术文献转录自编撰更早的《册府元龟》和《唐大诏令集》等典籍。对于它们，我引用的是《册府元龟》和《唐大诏令集》等，而不引《全唐文》，因此，前述的45 则史料和15 处注释也不包含它们。
对于本文，
逐一录出诗文史料并无必要。
以下仅挑选若干自认价值甚高的，
归类说明诗文史料的重要。
对于工艺美术，装饰至关重要，它涵盖的内容有构图（即图案组织），有色彩，还有包括主题和辅饰或辅纹的题材。由于是等级制度的物质体现，由于每每制为服装而最具展示性，装饰的典型是丝绸，丝绸装饰主题的演进最能体现社会审美的变迁。
隋唐五代完成了中国装饰主题由鸟兽向花卉的转折，丝绸装饰的表现最典型。不过，丝绸属有机物，易腐难存，当年的丝绸主要发现在气候干燥、利于保存的新疆、青海、甘肃。西北的发现固然重要，但毕竟远离文明的中心区。中心区的丝绸采用什么装饰？除去扶风法门寺地宫、苏州灵岩寺塔中心窟的零星收获与日本奈良正仓院、法隆寺等的若干藏品外，实物没有提供更多的知识。幸亏有大量的诗文留存，它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。
中国古代，有大批丝绸服装用于国家仪典，它们的装饰都有固定的程式。在我讨论隋唐五代丝绸装饰主题演进时，没有把它们包括在内。讨论中，共征引文献62 则，其中，50 则出自《全唐诗》，7 则出自《全唐文》。
从诗文里，可以清晰地看出：隋和初唐装饰主题多系走兽和飞禽，间或有狩猎图像，尽管对花卉纹样也有报道，但它们大多以辅纹的形式出现；盛唐，走兽减少，禽鸟数量大增，花卉和几何纹样大量成为主题；中晚唐和五代的情况相似，走兽纹所占比重还在降低，而禽鸟和花卉已成主流，花卉的种类不断增多，地位在逐渐上升。若以诗文对证各地不同材质的考古收获及传世品，丝绸装饰主题演进的轨迹还能看得更加清晰。
如果弃用诗文，得到这个认识很难想象。尤其是诗文提供的是文明中心区的资料，工艺美术品又主要出产在这里，因此，对于讨论全中国的工艺美术，诗文的史料价值绝不亚于得自边陲的考古资料。
对于许多古代装饰、造型、作品的命名，学界虽有成说，可惜，其中也包含着若干失误。唐代的瑞锦就是命名失误的典型一例。20 世纪50 年代，一位备受敬仰的大家指出，瑞锦的纹样取“瑞雪兆丰年”之意，其题材为花朵，其结体若雪花，呈放射状（图1）。于是，大批专家都将这类纹样的织锦称为“瑞锦”。其实，它的装饰不过是宝相花纹。
1. 宝相花纹锦摹绘图
“瑞锦”一词确实屡见于唐代文献，但梳理文献之后便会发现，瑞锦之“瑞”，指的是祥瑞，被文献点明的题材主要是盘龙、鸾凤、麒麟、狮子、天马、辟邪、孔雀、仙鹤等祥禽瑞兽，也包含少量有吉祥含义的花卉。当然，这个认识主要得自《历代名画记》卷10《窦师纶》条、《唐大诏令集》卷109《禁大花绫锦等敕》、《册府元龟》卷170《帝王部·来远》等。不过，唐代诗文已经足以解说“瑞锦”的装饰主题，如杜甫诗中的“花罗封蛱蝶，瑞锦送麒麟”（《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》，《全唐诗》卷227）；温庭筠诗中的“天犀压断朱鼹鼠，瑞锦惊飞金凤凰”（《醉歌》，《全唐诗》卷576）；佚名诗中的“千花开瑞锦，香扑美人车”（《浣纱女》，《全唐诗》卷27）；李峤文中的“跪开缄题，伏视纹彩。烂若朝霞之初起，灿如春花之竞发（《为武攸暨谢赐锦表》，《全唐文》卷246）。显然，瑞锦之“瑞”，仅指题材，并不涉及纹样的结构。
若干文物在当年会有不同定名。于此，设计精妙、制作考究的香囊（图2）是个佳例。因为法门寺地宫里的实物有石刻《衣物账》对证，称之为“香囊”并无疑义。不过，按字义理解，囊形近袋，如此定名又易于招致对造型理解的迷乱。因此，自中唐始，它又被称为“香球”，如元稹《香球》诗云：“顺俗唯团转，居中莫动摇。爱君心不恻，犹讶火长烧”（《全唐诗》卷410）。显然，与“香囊”比较，“香球”的命名更能体现器物的造型特点，故在后世应用更多，“香囊”之名反而不彰。
说到唐代诗文对于文物定名的意义，最好的例证是缭绫。1987 年，法门寺地宫发掘，获得了一种“土红色砑光绫”。它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，每平方厘米内，经丝74 根，纬丝28 根，厚仅0.05 毫米，织成后，曾经碾砑加工，故丝线扁平而薄，几乎将织物的孔隙全部填死，使表面光滑如纸。称之为“砑光绫”固然不错，但它在唐代如何称呼，仍然是个问题。参加发掘整理工作的王亚蓉女士披阅文献，在唐诗里检出两首诗，诗云：“缏处直应心共紧，砑时犹恐汗先融”；“四体著人娇欲泣，自家揉损砑缭绫”（韩偓：《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，因而有诗》《半睡》，《全唐诗》卷682）。由此证实，土红色砑光绫就是在唐后期声誉不让织锦的缭绫。
2. 法门寺小香囊
古代一如今日，一器多用的情况往往有之。如盏，可以饮酒，同样也能饮水、饮茶；又如注子，可以贮酒，同样也能贮水。器物固然常常有其主要的用途，但次要的功能也不该忽略。
比如香囊，通常是随身携带的熏香器具，但唐诗还记录了它的暖手功能，白居易“拂胸轻粉絮，暖手小香囊”（《江南喜逢萧九彻》，《全唐诗》卷462）的诗句就把这个功能明确点出。应该特别留意的是，记录香囊也被用于暖手的文献仅此一例。考虑到香囊内置香火和自身的金属材质利于导热，白诗的记录应当可信。已知打造香囊的作坊目前仅知少府监中尚署，而按《唐六典》卷22 的记载，中尚署进香囊在寒冷的腊日（十二月初八），这样，香囊的暖手用途就被凿实了。
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只金花银结条笼（图3），华美精致，故而备受关注。在两位著名专家的导引下，研究者常说，它用来烘焙茶，或者贮存茶饼。因为出土在佛教寺院，而僧人与茶事的关系历来密切，故结条笼子的这种用法自然于理有据。不过，当年的诗文却另有说法。杜甫《往在》诗云：“赤墀樱桃枝，隐映银丝笼”（《全唐诗》卷222）。令狐楚的《进金花银樱桃笼等状》说得更明白：“伏以首夏清和，含桃香熟。每闻采撷，须有提携。以其鲜红，宜此洁白”（《全唐文》卷542）。已知描述结条银笼的唐代文献仅此两则，它们异口同声，都说这种笼子是采摘、提携樱桃的容器。
3. 法门寺金花银结条笼
因此，虽然不能说结条笼子不能被用来烘焙茶或贮存茶饼，但采摘、提携樱桃起码是它当年的主要用途。这全是诗文提供的知识。如果联系到当年的好尚，采摘、提携樱桃的用途还有特殊的文化背景。“唐人好色”，银丝笼上编金丝花，已经华美异常，再内置红樱桃，红樱桃还难免配绿叶，这个色彩效果真可谓华美绝伦了。而“唐人好色”的文献证明也大多来自诗文。
从文献的角度讲，对于绝大多数古代工艺美术品类，全面的知识要靠多则记载获得。不过，史料价值还有高低之分，而一些诗文则具有很高的价值，是基本的史料。
杜甫久享“诗史”之誉，但对于讨论工艺美术，更有史料价值的是白居易诗。在《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》的史料简编里，编入诗歌191 首，其中，竟有29 首为白诗。此外，还编入白文三篇。白居易诗歌里，《缭绫》《红线毯》《百炼镜》（《全唐诗》卷427）的工艺美术史料价值最高。它们都出自“不为文而作”“其辞质而径”“其事核而实”的《新乐府》，都是今日了解这三个品类的基本文献史料。如果说，缭绫和百炼镜还有较多的其他文献与实物可做补充，那么，讨论红线毯就必须大抵依靠白诗了。诗中说到了红线毯巨大的尺幅，描写了其柔软厚重，提示毯上有花纹，记录了每平方丈用丝的数量，叙述了宣州进毯的具体时间。倘若没有这首白诗，关于红线毯，今人只能猜测了。
库路真——唐代的襄阳出产一种著名的漆器，名曰“库路真”。库路真，还有“库路贞”“库露真”的同音的两种异写，由此可知，它是个音译的外来语词。尽管《唐六典》《通典》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《新唐书》里的土贡资料都记录过它，但统统语焉不详。所幸，还有皮日休的《诮虚器》诗（《全唐诗》卷608）。诗云：“襄阳做髹器，中有库露真。持以遗北虏，绐云生有神。每岁走其使，所费如云屯。吾闻古圣王，修德来远人。未闻做巧诈，用欺禽兽君。吾道尚如此，戎心安足云。如何汉宣帝，却得呼韩臣。”虽然皮诗也欠具体，但依然令关于库路真的知识大大拓展。
据皮诗，库路真是种很华丽、糜费很多，而又不大耐用的漆器，被帝王用来馈赠西北少数民族领袖。这应当也为寻找实物提供了线索。1945 年，阎文儒先生在甘肃武威发掘到吐谷浑王子慕容曦光墓（738 年）和出降吐谷浑的金城县主墓（719 年），获得了银平脱的漆碗和金平脱的马鞍。由于墓主人都与西北民族首领密切相关，金银平脱漆器也极华美，还靡费巨大，且不很耐用，这些都与皮诗的描述吻合。因此，可以判断，金银平脱漆器就是当年的库路真。
工艺美术现象通常要靠多则文献获取知识，其中，诗文发挥的作用往往极大。比如刺绣佛像，其文献史料就大多来自诗文，仅只《全唐文》，就有几十篇。当然，由于它们大多仅只笼统赞美，虽展现了绣造的兴盛，但未做具体描述，因而没有进入《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》的史料简编。不过，收入的5 则十分重要，或者反映了绣像之风由皇家引领，或者记录了刺绣者的姓氏、姓名，而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，绝大多数能工巧匠的姓名早已湮灭无闻。
4. 奈良唐绣像
之所以说到绣像，是因为它在刺绣史上有重大意义。有唐一代，佛教大盛。佛教讲究供养，于是，绣像就成了善男信女的功德大事（图4）。做功德须精细，越精细才越见诚心，绣像要竭力完美地表现法相的尊严，以至西天乐土的盛况，这就催生出刺绣的新针法。中国以前的针法大抵是辫绣，但只凭短针相接，色彩一定滞涩，形象一定呆板。大约在中唐，创造出平绣法（图5）。它以细密的绒线往复交接，既可使线条光润平滑，又能令色彩浓淡相宜，更适于大面积地表现形象。平绣法的出现引来了中国刺绣的革命性进步，以后的针分翰墨之长，线夺丹青之美，令中国刺绣名扬四海。而其基础的奠定却是在唐，起因就是绣像。
5. 大英博物馆唐绣
唐代，烧造白瓷的窑场不少。但远在西南，居然也有白瓷窑，其产品的胎体、釉色、烧结程度被诗圣杜甫详细描述过。诗曰：“大邑烧瓷轻且坚，扣如哀玉锦城传。君家白碗胜霜雪，急送茅斋也可怜”（《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》，《全唐诗》卷226）。杜甫流寓四川多年，所言必有依据。不过，在大邑，还没有找到唐代的瓷窑遗址，而唐代文献中，谈到大邑白瓷的，也仅知这首杜诗。
唐五代的长沙窑彩绘瓷（图6）虽畅销海内外，但文献绝少。刘言史《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》（《全唐诗》卷468）中的“湘瓷泛轻花”，虽被认为是在说长沙窑器，但并未明言窑址，而“湘”地的瓷窑还有多处。这样，肯定谈到长沙窑的唐代文献仅存晚唐李群玉的一首五言律诗《石渚》了。诗云：“古岸陶为器，高林尽一焚。焰红湘浦口，烟浊洞庭云。迥野煤飞乱，遥空爆响闻。地形穿凿势，恐到祝融坟”（《全唐诗》卷569）。之所以认定李诗歌咏的是长沙窑，因为考古学已经证实，长沙窑遗址沿湘江分布，自望城区的铜官镇至石渚湖，绵延十里，如今讨论长沙窑的专家也常常以石渚的发现为依据。应当说明的是，李群玉这首幽默诙谐的诗歌，调侃了因烧造瓷器带来的生态危机，包含了破坏地貌、滥伐林木、污染空气、噪声扰民，或许是中国的第一首环保诗了。而其工艺美术研究意义在于，生动描述了当年长沙窑的大规模烧造。
6. 长沙窑彩绘执壶
唐代的香囊在今日声名赫赫，不过，为人熟悉的仅是银制品，但是在唐代，最著名的一只香囊却是丝绸制品。它是杨贵妃自缢时佩带的那只，被载入《旧唐书·杨贵妃传》。或许因为当代学人对金属香囊闻见太多，故杨妃香囊也被误判为金属制品。可惜，唐人的说法不同。已知关于它的最早文献是张祜的一首七绝，赋诗之时，去杨妃自缢尚不足百年。诗称：“蹙金妃子小花囊，销耗胸前结旧香。难为君王重解得，一生遗恨系心肠”（《太真香囊子》，《全唐诗》卷511）。诗中的“蹙金”，已经说清质地。蹙金是装饰丝绸的一种刺绣做法，即把捻金线盘钉在绣地上以为花纹。晚唐的蹙金绣已经出土于法门寺地宫（图7），而在当年的文献里，“蹙金”也屡见不鲜，仍无一不是在说刺绣。如杜甫的名篇《丽人行》便有句云：“绣罗衣裳照暮春，蹙金孔雀银麒麟”（《全唐诗》卷25）。
7. 法门寺蹙金小袈裟
有心人都会同意，
不能把艺术史做成现存实物的历史。
因此，对于那些
已无实物对证的艺术现象，
现存唯一的文献史料就显得更加珍贵。
来源：《装饰》杂志2017年第3期“学人问津”栏目
作者：尚刚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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